在刑事法理上，刑事诽谤与民事侵权的界限问题涉及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。

[3]笔者完全同意这样的判断：实践中行政规章、规定等各类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已成为行政违法的重要形态。因为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章、规定往往是依据上级人民政府或者业务主管的规章、规定制定的，经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符合上级规章、规定，但上级规章、规定却有合法性问题，法院的判决将会陷于两难境地：如果认同本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章、规定，但它实际上却是违法的。

但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规章、规定都是涉及人身权、财产权的，即便对这两条进行扩大解释，也难以涵盖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。行政机关适用了违法的行政规章、规定的，人民法院有权认定具体行政行为违法，进而消灭其效力，根本就不存在不撤销违法的抽象行政行为就不可能保护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况。《监督法》第30条和《立法法》第87条都对此作出了规定。而如果判决否决其效力，但那是本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根据上级的规章、规定作出的，是行政管理体制中上级领导下级、下级服从上级的结果，人民法院无权要求行政机关拒绝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规章、规定。如果处理不好，必然会对司法秩序造成伤害。

如果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、规定进行审查还是沿用现行方式进行，则法官可以否决一个经公众讨论甚至听证的行政规章、规定的效力，这是否会失之武断和草率。因此，尽管对行政诉讼也存在着各种制约因素，但法律规定的基本底线有时是难以逾越的，这就使得行政诉讼制度在艰难的条件下，仍然能够取得一定的审判效果。在共和问题上要多做文章。

后来每一次草稿都是由我先改了之后，再报邓力群等其他的一些中央领导提意见。这一修改就是这么来的。讲展望，我有这样几个想法。1975年宪法取消了1954年宪法的这两项原则，但1978年宪法并没有恢复。

从此，我国有上千万人在法律上取得了应有的法律人格，不再是权利得不到法律明确保障的二等公民。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我们党的建设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。

第四，未来的年轻一代将更有知识，更懂得世界，更没有历史包袱。不久前在哈尔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，唯一的一次打断讲话的鼓掌是给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。当时，我是经历过来的，感到很不容易。第二天报告做完后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有五个人大主任和我同桌，上海市的人大主任叶公琦同志说，你讲的12条改革意见我们都很赞同，但是也有一个不足。

要十分重视推进各政党的独立品格，这是关键。由于中国没有这个因素，中国是一党执政、多党合作。两大社会关系的转变，即从身份到契约，和从大国家、小社会转变为强国家、大社会。当时，吴邦国委员长主持召开了六个座谈会，有一次是五位宪法学家参加，先请其中一位老教授讲，他不敢讲，后来有人说李老师你讲吧。

我说，叶主任你可能没有听完全，我后面还有一句话，12条里面最后一条是关键。现在中央淡化了人民民主专政，很少用。

中国共产党正在转型，向现代转型，怎么转呢？四句话，第一，政党不分大小，一律平等。第二，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必然带来两大社会关系和五大社会观念的变化。

还有一个是某省的例子，一个人当了五年人大代表，没有讲过一句话，最后他要下台了，在闭幕式的小组会上只讲了一句话谢谢大家。我开始研究宪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这是客观存在，应该再快一点。另外一个是政治概念，和敌人相对应的。对于82宪法，我的评价是它基本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成就，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领域里，当然也包括经济体制改革，基本反映了这个现状。会议怎么开，什么时候开，日程都要经过党中央严格审查。

这四条真正做到了就是现代的政党。我当时想，这个问题应当是基本上解决了，因为党的机关报和机关刊物都已经明确肯定。

起草82年宪法的时候，我曾对秘书处的一位专家说，你们起草的报告草案有一个根本错误，即人民民主专政是国体，民主集中制是政体，这完全说不通。它说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，我建议不受任何机关干涉，人大要监督，党要领导，但也不能干涉，这条也没有采纳。

四、我对中国宪政的未来持乐观态度1987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、著名宪政学者路易斯·亨金问我：你对中国民主的前景怎么看？我说，我是乐观的。万一提了一个有关这方面的违宪审查提案怎么办？我主张增加一个宪法委员会，在现在的九个专门委员会之后再加一个，宪法也不需要改，全国人大有这个权力，增加一个委员会就行了。

所以，还要在党的领导这个体制里面一步一步推进。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没有采纳，修改第126条（就是司法独立那一条）也没有采纳。严家其最早提出反对领导职务终身制。第二次有几个省取消了，后来又恢复了。

从全局来看，我国宪法基本符合现在的国情。有一些应该解决和可以快点解决的问题，就是解决不了。

这个各政党就包括了共产党，任何政党都要维护宪法的权威。还有一条被采纳，是与孙志刚事件相关。

1981年的一个半月里，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发表了10篇文章，对宪法修改提出建议，大多数都被采纳了。有的人大代表可半专职半兼职，半年或者四个月去联系选民，做调查研究。

现在很少从政治上用人民和敌人相对应，淡化了这一内涵。现在三个公民上书，咱们不能不接受它，不能不回答它是对的。现在中国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，今后任何一个政党，任何一个领导人都不敢，也不可能去违背这个意志。我认为，这种党政不分是一种大倒退。

其中还有一条是关于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。由宪法没有权威向有宪法有很高的权威转变。

我认为人民有两个含义。我们绝不可以搞党就是国，国就是党。

过去不少人认为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五类分子和被判刑人员，特别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是公民。1975年宪法是一个非常坏的宪法，是文化大革命时搞的。